文 | 刘梦龙

过去三年来，每一年都在发生新的变化，如今2023年也将过半，即使是迟钝的人也已感觉到，时代正蕴酿着某种爆发。这种爆发势必要极大改变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旧的经验不再能简单套用，而新的未来却迟迟没有清晰的勾画。全球秩序旧范式的衰退与中国转型周期的节点汇合到了一起，中国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转折时代的焦点。

在过往，政冷经热一直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一个主基调，巨大的经济往来活动是三国在政治层面如何冲突仍能维持在底线之上的一个基础。然而在当下，三国经济也随着旧格局末期的回旋空间越来越紧缩，形势发展到了今天，一度为人们所期待的东亚一体化正在被意识形态的清晰阵营壁垒所取代。在美国真正退出东亚地区之前，东亚地区不但没有广泛整合的基础，矛盾爆发的危险反而在日益增加。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随着东亚三国的分道扬镳，最能引起彼此共鸣的，如今只剩下高度内卷这个标签了。

内卷化，也就是involution，严谨的说应该译为过密化，这是人们经常用来总结近世东亚地区落后情形的词语。工业革命前的亚洲，特别是东亚，是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一。但受限于自然地理条件，扩张既不现实，随着人口的高速膨胀，寻求技术提升的效率还不如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内卷化的基调，以高度的内部竞争来争夺有限的资源，成为一个社会的常态。

这种情形一直到欧美列强用舰炮打破家门，强行把东亚诸国带进全球经济循环才有所缓解。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根本解决，即使在今天，东亚诸国在资源禀赋上也依然有很大的压力。这个国家所取得的任何成就与拥有的有利条件一旦被人口基数所稀释就显得微薄了。而在全球产业结构上，东亚诸国作为主要生产者，却很难说是主要的获利者。

贯穿明清五百年的长期过密化，给东亚世界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对人的塑造。欧美人经常给东亚人打上几个标签，比如古老，比如吃苦耐劳，比如温顺服从。吃苦耐劳自然是一种优势，但农民的吃苦耐劳和地主的吃苦耐劳显然不是一回事。温顺服从更像是形容好奴仆，也就是当时征服者给东亚老大帝国子民们的定位。这些标签固然带着征服者的傲慢，但却也反应了一些问题。

19世纪欧美列强看到当时充满了农耕社会式散漫，左右不分的底层中国人，骄傲自大，满脑子迷信的中上层中国人时，很难想象他们会成为合格的工人，军人，工程师。很大原因恐怕是因为他们正好在马尔萨斯循环的一个高潮进入亚洲，看到的本就是不符合日常的异常景象。

东亚的优势在哪里，我想就在它的成熟紧密上，能够承受剧烈的社会变化，这是一个经得起折腾的社会，在世界其他地区处于这种剧烈变化中往往是要自行解体的。在这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东亚的文化内核是没有根本性变化的。

东亚地区没能自行完成近现代化也许更多是因为客观环境而不是族群文化自身的问题。当时的外来者认为它已经没有升级的余量了，但它确实拥有现代化的潜质。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潜质，承受激烈变化本身也是进步的一种代价，但变化也意味着很多旧经验是不合适的，这一点在过去的一百年的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最终的结果，或者说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如今随着中国成为日益成熟，即将居于当代人类工业化顶点的国家。有一些我们这一代人，乃至过去几代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要改变。

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期，这个历史阶段是带有过渡性质的。而使我们猝不及防的是，中国人的深刻社会变革，和自大航海时代，西方崛起以来，五百年未有的全球大变革牢牢捆住一起，惊涛骇浪，环球注定同此凉热。

当代中国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个是长期过密化遗留的影响，就好像一个五百年的噩梦，一个是长期高速增长带来的幻想，这是一个差不多四十年的美梦。而一个正常的社会是不会长期沉浸在梦境里，不论是噩梦还是美梦。

过密化社会会带来一些典型的思考模式，如总是倾向于在内部找解决方式，毕竟一个过密化的社会往往也是一个边际效应明显的社会。同样一个过密化的社会总是努力要求它的社会成员尽可能的节约，用来应对越来越稀薄的资源分布。这就是大家常常说的，人人少吃一点就如何如何，节约一点就如何如何。

过密化就是这样，外部不再有出路，而内部资源总量并不少，因此倾向于保守和内耗。但福祸相依，过去一千年的过密化也许是一场噩梦，可不要忘记它的前提是古典时代的东亚已经发展到极限了，在中国这意味着已经占有了尽可能最好的位置，最多的人口。

关于人口的讨论已经很多了，随着中国社会高速的现代化，中国的庞大人口从负担变成了岌岌可危的财富。当一个社会生产力不足的时候，面对马尔萨斯循环，面对有限的资源，过于庞大的人口当然是一个负担。而在一个经过现代化洗礼，各项基本制度完善的工业化社会里，庞大的工业人口当然不是一种负担。它意味着稳定可靠的内部市场，意味着足够多的工程师，建设者，教育者，一个可持续的内循环，带来强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这一切巨变都是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经历的。

这是一个隐藏的关键问题，那就是以东亚自身的资源要支持其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它没能完成近代化的重要原因。但相对应的，一旦进入全球资源体系，一个社会结构上能无缝对接现代化的东亚国家，也必然能高速完成工业化，并具备强大的全球竞争力。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另一件事就是，中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其实不小于美国人。只不过现体系内，很多时候中国还是生产者，美国已经是终端消费者而已。

漫长的过密化社会塑造了中国和整个东亚地区，依靠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可能只依靠自己。当代中国的伟大就在于为如此庞大的人口带来了富裕与繁荣，由此从量变走向了质变。但相应的，中国的工业机器是为世界市场打造的，其巨大的规模不可能靠一个国家去支撑，必须拥有不亚于当下的外部市场。而这种外部依赖性则在日韩，尤其是韩国这样的金丝雀国家更早显现出来。

过密化的第二个重要遗产就在于人民的勤苦耐劳，安分守己，毕竟非如此社会就难以维持，更不用说扩展到极限了。民众既吃苦耐劳，整个社会又能熟练掌握工业化的复杂体系，东亚国家在20世纪普遍低开高走和这一点是不无关系的。民众易于满足，又勤于工作，整个社会的积累量就会高，发展速度当然也快，甚至社会结构也会更加稳定从而起到加速作用。但这个遗产正在迅速消耗，其消亡的速度和现代化的速度是一样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尽头。任何一个成熟的工业化社会，都不可能再保留农业社会遗留的那种吃苦耐劳。直白的说，一个繁荣的工业化社会，人民不能痛快的消费怎么会快速进步？发生了质变的生产力，必须通过持续增长的消费来满足。但人民为什么要消费，怎么能促使人民安心消费，这要比指望掏空人们的钱包，或者指望人们少拿工资多干活有意义的多。

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一回事，固然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社会的工业化速度是可以超出现代化速度的，这里是指生产力的高速增长，但制度和人变化可以是相对滞后的，当然也仅仅是滞后而不是会不到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对物质要求的不断提升是理所当然的，同样提升的还有精神状态的变化，乃至整个社会对工作，对生活，对权利义务的看法。

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思潮的急速转向是一个非常复杂宏大的问题，日后我也会和大家进一步探讨。这里只谈最简单一点，那就是支持过去那种高积累，高发展的民众基础将要迅速削弱。人民的忍耐力实际上是要下降的。

中国社会的必然要进入一个发达国家应该经历的历史阶段。这包括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完善，人们对社会治理会有更高要求，更强的参与热情。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该使相当一部分人有脱离生活日常的权利。以工业和金融为中心的现代社会自有其一套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与田园牧歌式的旧时代壁垒分明。

在老一辈看来不务正业，斤斤计较的行为将变得理所当然，奉献和牺牲不再是一种常态，当然相应的，更强烈的自信心，更强烈的认同感，也是那些前辈所没有的。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从1990年中越停战起，过去的三十年完全是一个奇迹。在最近200年历史里，世界主要大国的崛起始终伴随着铁与血，这是目前为止一个主要大国持续和平，快速发展的最长记录。（不算战后某些战败国的复兴，它们情况特殊）而这个奇迹还在不断延长，中国就是一个特例。在我们见证奇迹的同时最好不要忘记，奇迹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不正常的。

过去的四十年，上溯至过去的七十年，应该是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时期。彻底的打碎了过密化的噩梦，几乎在一夜之间走进了另一个美梦，尤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更是如此。四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代人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比如关于和平，关于进步，关于一切会更好，关于寅吃卯粮的理所当然。

过去一百年里，整个东亚地区对进步的渴望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进步的动力。就像我们习惯把演化论说成是进化论一样，事实上很多人已经把哲学上的永恒运动干脆理解成进步了，变好和进步已经是很多人的信仰而不管实际的情况如何。这种预期实际正在形成某种巨大压力，哪怕是奔跑也不可能是永远在高速。

这不禁让人担忧，那就是整个社会对艰难困难，对负重而行的承受力是不是在下降？在整个的国家物质力量变得强大起来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胃口也在越来越大，而在精神和社会承受力上却远没有跟上。

追赶一定是有其尽头的，这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过去中国的高速进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追赶，而这种追赶越是向前，难度理所当然的越大，速度也必然要下降，最终会有一个顶点。作为比我们更早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日韩，在一段高速增长后都进入了某种社会停滞。我并不认为中国会重复这个道路，日韩进入停滞是因为旧体系还能勉强提供他们的位置，而他们也要去自我限制在能提供的有限空间里，总的说那个盘子是有限的。

但中国的体量放在他们的位置上并不现实。就像中国进入均GDP一万美元大关后，如果按照日韩的经验二十年内至少还要翻一番，那等于GDP重量要达到差不多三个美国，但这个世界能承受住四个美国吗？当实力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要面对激烈的打压，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为是不可避免的，必须要拿出足够的强硬态势，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一面我们不得不认识到高速的发展有其尽头，整个社会很可能要进入一个咬牙忍耐的调整期，一面我们也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这种调整是为了继续前进而绝不是追求一个足够投降的价码。过去的四十年，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个韬光养晦的时期，但妥协是为了交换前进的时间，而以进步发展为代价的妥协则毫无意义，那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这必然要走向某个艰难时局，一面是巨大的外部压力，一面是艰难的内部调整，漫长的西行前路艰险，总有人迫不及待的希望依靠投降来回到高老庄的美好时光。

虽然我往复提到忍耐，但这种忍耐不是倒退，不是停滞，而是一种内部资源分配再调整，一种内部各种力量的彼此妥协，是一种社会进步。这本质上也是一个成熟社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实现让广大群众都过上美好的现代化生活的目标之前，中国是不能接受停滞的，过早的停滞意味着自我崩解的开始。

为了实现这种空前压力下的持续突破，需要更多团结进步，内部的改善是必须的，而不能指望靠外部压力，就能解决一切，那样不过是把明天问题，加倍推到后天来爆发。高速增长能掩盖许多问题，当增长不再高速的时候，就像退潮，很多问题都要暴露出来。

更使社会管理者痛苦的，恐怕莫过于过去可行的做法，很快会变得不可行。人民的需求随着生产力进步是提升的，这种需求也包括社会治理的态度，力度，速度的不断追求。但归根到底，不患寡而患不均，困难可以一起克服，而进步带来的利益自然也要一起分享。小老板们花天酒地的好时光也许到头了，不代表就该让人民回去啃窝头。相反人民群众并不打算止步于能吃上五花肉。

当下的中国内部，很多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内部矛盾和问题总是会伴随着发展层出不穷，但如果我们看外部问题的话，只要不是根本立场是殖人心态的人想必都会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国际环境中，尤其是疫情这三年多来，中国遭到了西方世界如此大的恶意，其原因是中国做错了什么吗？坚持独立自主，不投降不下跪是错的吗？

错的真不是中国，而是这个旧有的秩序范式，后冷战时代行将结束了。作为冷战后，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新兴市场，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已经喂不饱自己的工业巨兽，相应的冷战后其他市场增长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发达国家消耗的速度。而西方这种恶意，显然也不会只停留于针对中国政府，不管是对中国各种企业的制裁，还是对中国开展去工业化的鼓动，还是妄图对中国实行的军事包围，这种恶意最后必然会落到每一个中国人头上。

一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一面是产能的相对过剩，或许更重要的是发展的脚步逐步在减慢。这是我往复提到的，这三十年来几乎没有决定性的技术进步，进步是以管理体系的进步，资源再分配的效率进步为主的。

生活在中国也许情形并不明显，因为中国有着一个比较低的起点，高速发展的生活往往让人产生全世界都在高速进步的错觉。而在发达世界这种停滞会越发明显。那些易于突破，低垂的技术果实已经采摘殆尽，新的突破有赖于更加庞大的资源投入，大国的门槛要比从前来的更高的多，而淘汰者的命运谁也不敢多想。

一如既往的，东亚诸国仍然保持了怪物之间的不团结，尤其是面对中国。毕竟这是一个被中国主导了近两千年的世界，东亚诸国或多或少都有着被中华秩序所支配的担忧。这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最强大的工业化产业带始终没能整合起来，如果不是彼此去试图拆台的话。但中国的优势确实是在不断明显的。中日韩三国共存的未来，固然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携手为世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这一过程确实本身，确实也是对日韩这几十年来借美国霸权秩序庇荫下获得的全球地位的进行修复的过程，这中间的过程究竟会如何发展，我们只能期望往好的方面进行。

相应的中国自己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资本自有其流动规律，金融资本盘踞在资本世界的顶点，有着最好的人才，最多的资源，但相应的它也使资本走向全球，使原本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欧美走向产业空心化。在这个过程里，中国作为既西方列强的后起工业国家之秀，确实处于一个最好的时期。然而，这种流动不用说中国也难逃其最终规律。

在中国发生变化的同时，世界也正在发生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的又一次动荡可能就要到来，而这种动荡以何种方式展现也值得我们关注。从美国铁锈带找不到工作的下层白人到欧洲交不起彩电税改回黑白电视的老百姓，在列强普遍内部矛盾激烈的时候，中国的一枝独秀，并指望永远如此，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后冷战时代行将结束了。作为冷战后，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新兴市场，中国的市场实际上已经变成喂不饱自己的工业巨兽。相应的冷战后其他市场增长的速度已经赶不上发达国家消耗的速度。如今，全球性的经济严峻是最直观的体现。

而在这个时期，我国还能在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高新领域不断进步，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自然是一种底气。但随着西方在经济与技术优势上难以挽回的衰退，经济毕竟无法脱离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这种正常的，和平的经济竞争还能维持多久，是值得人们担忧的。

如今，东亚诸国俨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剑拔弩张的地区之一，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在空前的外部压力之下，中国自己的内部问题也越来越明显。整合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怎样在危机爆发前，最大限度的整合自己内部，整合自己所能争取到队伍，从而在席卷全球剧烈变革中，赢得最大优势，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共同问题。实际上，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这种选边已经越来越明显。包括日韩在内，很多国家已经掷出了骰子。

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我们当然应把目光放在远处，就像推动中东世界的和解，推动全球范围的人民币基准货币化。这些举措都仿佛是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自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我们更应看到，支撑这一切的终究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力量。一栋分崩离析的房子是挡不住风雨的。

留给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中国社会庞大的工业化人口带来了高速化的过程，也意味着日后整个社会的巨大养老负担。当这一代人老去，当老龄化到来，竞争力下降的速度也在一点点加速，中国实际是在和时间赛跑，趁着旧时代所遗留的精兵强将还在，趁着社会转型的矛盾尚未爆发，拼尽一切要为新世界开拓出一条道路。

几乎在同时，西方面临自身的衰退，也绝不会坐视东方的崛起。甚至和我们相比，西方所面临的局势还要更严峻一些，这也意味着西方不可能容许我们从容来解决内部问题，再转向外部。

这内外两重问题，我们不可能坐视其叠加，这将是最危险的时刻。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始终是相辅相成。没有良好的内部团结，就不能赢得外部的打压，而打破外部打压，最终目的，则是在内部建立一个更加成熟进步的社会，二者的解决，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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